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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小说家》：一个故事，两种讲述，镜像结构

原标题：《刺杀小说家》：一个故事，两种讲述，镜像结构 | 评论

文｜张 燕

｜林 琳

尽管疫情仍在，但去年以来观众压抑许久的观影热情以及影院生产力已无可阻挡，带来了2021年春节档中国电影市场的空前火爆。

在这样的市场语境下，奇幻动作冒险片《刺杀小说家》到目前累计超9亿元的票房产出，着实令人遗憾。事实上，《刺杀小说家》虽没成为大众首选的爆款，但却是一部有着鲜明作者信念、艺术美学品格、工业化实践突出的优质佳片，尤其在从文学到电影的跨媒介改编创作方面，具有突出的独创发展。

《刺杀小说家》与曾在全球引发票房热潮和社会反响的克里斯托弗·诺兰电影《盗梦空间》有异曲同工之妙。《盗梦空间》通过多重梦境构建一个结构扎实、逻辑严密的爱情故事；《刺杀小说家》则在多线叙事、时空交叉、游戏影像融汇的复杂花哨形式下，讲述了一个剧作结实、逻辑顺畅、视听奇观的亲情伦理故事。也如同《盗梦空间》中诺兰始终强调意识决定物质、有想法就能创造现实的主题理念一样， 《刺杀小说家》以鲜明的主题内核为牵引来构建故事与精彩叙事，即路阳导演坚持的“只要相信 就能实现”的创作信念与电影内在精神。正是这种正能量价值理念的植入以及核心人物（创作者与人物形象）的内驱推动，才成就了影片《刺杀小说家》历经数年克服万难最终完成，也导引观众在欣赏精彩故事之余发掘更多的意义空间。对当下中国电影市场来说，这种创作实践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刺杀小说家》核心精神理念的有效建构，既奠基于原著小说，更拓展于编导影像改编的二度创作。影片改编自双雪涛的同名短篇小说，作者观察到拐卖儿童、阴谋犯罪等社会现象，融入父爱亲情、坚持不放弃的情感精神的多层次思考，搭建了现实与想象交织的“戏中戏”套层框架。现实社会中缺钱应聘、寻找女儿小橘子的前银行职员千兵卫被雇陷入刺杀小说家的阴谋中，以及在小说虚拟世界中为父报仇的少年久藏与女孩小橘子挺进头城刺杀成佛的赤发鬼，两条故事线索交叉推进，杂而不乱。原著小说将现实、虚构幻想等丰富元蒋进兴素有机融入，充满想象力与启发性，为电影改编创造了巨大的戏剧空间和情感张力，但同时因为文学性极强、多重线索与空间混杂，亦给影像创作带来较大的困难。

从文本到影像，影片《刺杀小说家》最具独创性的是内容与形式的融合。 编导在尊重原著精神内涵的基础上，切实把握伦理主题精髓，创造发展镜像叙事的互文本样态，匠心独运地呈现出内容与形式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互影响。具体来说，影片基本上保留了原著小说双线索交叉的核心情节与在光滑区留下多条裂纹前沿线叙事框架，现实时空中父亲关宁寻找女儿被雇刺杀小说家、虚构时空中路空文斩杀赤发鬼的故事错落有致、有序推进。但同时编导充分调用天马行空、浪漫理想的自由想象，采用取其筋骨、丰满血肉的手法，融汇奇幻、冒险、武侠、动作等类型元素，将原故事情节发扬光大并创新拓展，同时在故事虚构时空中调用现实主义逻辑去夯实叙事肌理，精心打磨情节细节与人物心理，使得故事兼具感性与理性的审美特质。

互文性，通常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而且多个文本之间可以形成复调结构、多元化合的互联空间，从而可能产生更深度延展的戏剧性与表意性。从文学到电影，《刺杀小说家》的戏剧张力与最大看点在于两个时空——现实世界与异世界——的设置，智能时代的现实都市世界常规熟悉，南北朝特色的古代异世界则具有极致的东方想象与文化质感，两个世界完全不同。不同时空中的人物设定与故事进展各异，现实世界所发生的失女父亲被设陷“刺杀小说家”的阴谋，与虚拟异世界中复仇少年空文弑杀残暴赤发鬼的情节，原本是人物相异并关联疏离，如果无法找到巧妙的连接点和触发口，交叉叙事时易流于相互孤立。为此，编导竭尽所能地铺垫设置双时空之间的情节关联与细节，架设从现实世界转向超现实的异世界的“故事之桥”， 巧妙强化和深度挖掘两个时空之间的内在呼应性与多元互文性，创造影片一个故事、两种讲述、共时交叉的镜像叙事结构。

原小说最核心的悬念是主人公是否杀了小说家以及虚拟世界中赤发鬼是否被少年所杀，这是类型电影的常规设置以及叙事缝合，但电影却在此基础上又独创性地拓展了悬念的多层次与戏剧性。片中现实世界中的集团老板李沐逼迫关宁刺杀小说家的幕后动机，表面看似小说中提到的赤发鬼命运左右其生死，深层次却是意欲斩草除根的阴谋，即李沐曾是小说家路空文父亲的好友，却因权欲利益害死了其父，刺杀实际上害怕路空文复仇而先下手为强。这种悬念的深度生发与双重设置，有效且合理地完善了现实世界中刺杀阴谋的逻辑性，巧妙地呼应了异世界中赤发鬼曾是少年空文的父亲的好友、亦因权欲当道而杀害故友的情节设置，在相似设置中形成了有趣的镜像对照与戏剧张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承载了影片对物质权欲和人性异变的批判意义。

针对原小说结尾没有叙述现实世界中父亲是否找到女儿的开放性设置，影片设置了现实世界中关宁找到了女儿，同时异世界中的红甲战士父亲也成功挽救了女儿，实际上是编导有效综合了商业类型片的缝合原则以及期待圆满的观众心理，而精心打造的双时空大团圆叙事。与此同时，如同好莱坞电影常强调家庭亲情主导的“善之中心”原则，影片《刺杀小说家》亦紧紧把握伦理亲情的精髓内核，将之深深根植于人物的内心与潜意识，精心设置双重时空线索之间的相辅相成与相互影响。现实世界中主人公数年寻女不得，只能在梦境与异世界的虚构想象中找到，最终虚构幻想又折射于现实期待、照亮了生活现实。银幕上同一演员扮演的两个人物，在同样的父爱中完成了角色合一，在作为情感连接的女儿梦境呼唤及小说笛声悠扬的牵引下，随着不断趋近现实世界与想象异世界的戏剧冲突以及情感命运，人物愈发找到了人性华彩。 片中两个不同时空同一种深沉父爱的叙事要义与情感内核，在精妙的镜像叙述结构下，得以独具匠心地呼应传达。

人物永远是故事的核心与电影的核心，没有很好地塑造人物心理驱动、深层性格与人性洞察，那故事将是概念化、架空的。创作者在小说转化为电影的过程中，引入梦境、潜意定制的纤维识等心理学专业内涵，深度植入两个故事中主人公的行为心理，理顺了主要人物的特定性格情绪，从而促使叙事动机的合理性、叙事转向的顺畅性，丰满了整体叙事的肌理与逻辑。原小说中受雇刺杀小说家的千兵卫与讲述少年刺杀赤发鬼故事的小说家之间相对稻垣润一疏离，但千兵卫为何最终选择放弃刺杀，难道只是女儿小橘子与小说中少女同名，或者看到了小说家写作的坚持执着？人物心理动机有一定交代，但并不饱满。导演路阳的创作诉求“要把生活中一些抽象的生命体验，转化为故事中的具体情节”，从“意识与潜意识两个维度上都讲真话”，由此出发，影片深层次地剖析人物行动与心理，将主人公关宁更极致化地真实塑造。他失女失婚、耗光了积蓄、女儿成为支撑其生命意义的唯一理由，这种创伤心理的持续刺激， 通过具像化思维的转化，才会出现其超前于小说的有关女儿与赤发鬼的梦境想象与情节构设，才能延展出影片中主人公与小说家相互影响、接续创作的合理逻辑，赋予主人公性格与身份发展的新空间。

导演在原小说中看到了“困境下看似无意义的残破人生所迸发出的强韧的生命力，且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希望在电影中塑造“质朴的凡人英雄”，即普通小人物在特定时刻勇敢选择成为英雄，凸显小人物身上的人生亮色与强劲生命力。《刺杀小说家》在自由想象的双线索叙事结构中，赋予现实时空中的关宁、小说家以及虚拟世界中的少年空文等人物于多重危机处境、多元可能选择与命运发展。电影改编时极大地拓展了人物之间的互动性与关联度，促使现实人物暗合于小说虚拟世界中的功能叙事与情感想象，从而激发戏剧冲突的巨大空间。现实叙事中，失女的父亲关宁凝望着银幕上可能是其女儿的照片，幻想女儿还活着，当知晓女儿已死的噩耗根本无法接受，所以当他凝视着小说家听到“小说中的世界与人，都以某种方式存在”的观念后，自觉完成了由现实匮乏转向欲望与虚构的心理认同机制，继而幻想女儿活着并以此作为继续活着的动力，才会有后续放弃刺杀、排除万难保护小说家的勇气与精神，最终强劲对抗阴谋操纵者，成为真实可信但理想化的救世英雄。

拉康精神分析学认为，观看是想象性的建构机制，赋予观者主体的位置。凝视是欲望的投射，幻想则维持了欲望与欲望的舞台空间，当凝视与欲望产生突变时，则蕴含了叙事转向的丰富可能性。现实世界中的关宁凝视着小说家路空文，关宁凝视着小说异世界中的红甲战士父亲，小说家路空文幻想着异世界中的少年空文，实际上他们都是两两对照、镜像呼应的欲望主体。同时原小说宜宾中男律师在电影中置换成从小被遗弃、缺爱渴望爱的女性助手屠灵，作为具有权力欲望的他者角色，她被关宁深切的父爱真情打动而转变，她的凝视帮助了关宁反抗现实世界中的“赤发鬼”李沐，既补充平衡了性别叙事，也更完善了叙事主体的银幕想象性建构。

正如原著丁子峻小说作者评价“《刺杀小说家》是一部在中国很罕见的电影”，影片自由把玩别样的时空概念与镜像结构，超越了原著规限和类型陈规，展现出故事情节脑洞大开背后的现实与“超现实”的互文意义，伸展出奇妙的艺术创造力和文化表现力。同时影片还借助最尖端前沿的虚拟拍摄、动作捕捉、电脑特效等，创作出充满想象力、富于审美意蕴的银幕视听奇观。可以说，《刺杀小说家》算得上是近年来从文学到电影跨媒介改编以及中国电影技术美学本土发展的成功案例。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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